我們的孩子從學前教育就面臨層層障礙，一句話概括就是：入園難，難于考公務員；入園貴，貴過大學收費。而最近曝出的北京上百家長為孩子入幼兒園排隊8天8夜、幼兒園贊助費提高孩子無奈退學，以及因為管理不善各地發生的幾起幼兒園孩子慘死的事件，都是幼兒園難題的外在表現。

　　為何我們孩子的“起跑線”如此擁擠？

　　原因不外乎有二：一是這幾年，中國正處于第四次生育高峰，中間又有“金豬寶寶”、“奧運寶寶”等，導致出生人口數較前幾年都有了不小的增加，2008年是1608萬人，2009年是1615萬人，都高于2006年和2007年的數字。這批嬰兒潮中出生的孩子，都會在這兩年集中進入幼兒園。

　　而另一方面，我們的幼兒園卻明顯沒有做好準備。以北京為例，這個城市2006至2008年，三年新生兒共40多萬，而現有幼兒園的接收能力只有22.6萬人左右。與此同時，幼兒園數量還在減少。據統計，1990年，北京市共有托兒所和幼兒園4793所，到了2009年只剩下1266所。

　　這不是北京一個城市的幼兒園難題，再如深圳，幼兒園的供需缺口也接近一半。2008年全國在園幼兒數約為2475萬，不到全國3至6歲幼兒的50%。這也就是說，我們有近一半的孩子沒有接受學前教育，人生在“起跑線”上就出現了不平等。

　　按照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（2010—2020年）》中對學前教育提出的遠景目標是，2010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為55%，2020年基本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為95%，2050年提高到98%。也就是說2008至2020年是學前教育快速發展時期，在園人數將從2500萬人，迅速增長到5200萬人。一句話，我們需要更多的幼兒園。

　　但是，這恰恰是問題的核心所在——我們不能保證提供足夠多的幼兒園。財政投入不足一直是中國教育的最大問題，而財政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卻又是所有教育投入中最少的。數據顯示，長期以來，我們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大概只占到教育經費的1.3%，國際平均水平是3.8%，高的國家大概占到7%至11%。就在這些不足的投入中，又出現了不公平的對待。例如，北京市2008年市區兩級財政的學前教育投入共7.41億元，全部給了145所幼兒園，而北京市共有合法幼兒園1200多所。

　　財政投入的傾斜讓145所幼兒園得到了足夠的經費，發展成為示范性幼兒園——收費低、教師質量高，成為眾多家長選擇的對象，入園名額一票難求，大家只好找關系，拼背景。畸形的結構由此產生：政府投入的公立型示范幼兒園成了權貴幼兒園，權力是入園的“通行證”。如南京市一家知名公辦幼兒園，只招80名孩子，卻收到800多張“打招呼”的條子，比考公務員競爭更激烈。

　　公立幼兒園沒權進不了，而好的私立幼兒園沒錢也進不了。因為考慮到投入成本，私立幼兒園大都收費高，一個月幾千元到上萬元的托費當屬正常，這顯然是富人專利，中低收入者只能繞行，他們只能選擇教育質量差、收費低的幼兒園，甚至是沒有資質的“黑”幼兒園，而這類幼兒園又容易出現管理上的問題甚至導致慘案發生。

　　中國學前教育“扶強凌弱”的怪現狀是與國外成熟的學前教育模式相違背的。被公認的好的模式是，保持半數以上的公辦園，以調控、約束民辦園的市場價格；其次，公辦園遵循“排富原則”，而對弱勢群體進行補償。如美國，優先安排低收入家庭、有特殊就學需要的幼兒上公辦園。那些權貴和富商是不允許占用公共資源的。

　　為了我們的孩子都不輸在起跑線上，我們的建議是，請政府增加投入；另外，在不平等使用公共資源時，更多傾斜給中低收入者，而不是反過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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