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以說這是一篇簡短而精美的駢文，是一篇很有情致的抒情小說。詩人在這段序文中敘說了自己作詩的緣起，敘說了蟬的形態、習性及美德，抒發了自己“失路艱虞，遭時徽纆”的哀怨之情。詩人首先從禁所的古槐寫起，運用晉代殷仲文仕途失意及西周時召公明察獄訟的典故，表達了自己身陷囹圄的痛苦和乞盼有司明察的心愿。然后，寫聞蟬鳴生悲感，“豈人心異于曩時，將蟲響悲乎前聽”，以反問的語句把蟬與己、心與物聯系在一起。以擬人的筆法鋪敘蟬的美德、從蟬的形態習性寫起，寫蟬適應季節的變化，隨季節、氣候的變化而出現；寫蟬翼甚薄，蟬目常開，“不以道昏而昧其視，不以俗厚而易其真”。詩人謂之具有“君子達人之高行”。因為蟬有這樣的美德，所以詩人才引蟬自喻，以蟬為自己的人格化身。劉勰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云：“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。一葉且或迎意，蟲聲有足引心。”駱賓王以蟬喻己，顧影自憐，正是感物聯類，情以物遷。從駱賓王作于同時期的《螢火賦序》中也可印證此論斷：“物有感而情動，跡或均而心異。響必應之于同聲，道固從之于同類。”詩人的體驗說明了感物生情的道理，人的審美心理結構與自然之物的某種同構對應。詩人詠蟬之妙，不僅在于符合同構對應的原理，而且還在于蟬意象所包涵的豐富的文化內蘊。

　　詩歌鑒賞

　　此詩起二句在句法上用對偶句，在作法上則用起興的手法，以蟬聲來逗起客思，詩一開始即點出秋蟬高唱，觸耳驚心。接下來就點出詩人在獄中深深懷想家園。三、四兩句，一句說蟬，一句說自己，用“那堪”和“來對”構成流水對，把物我聯系在一起。詩人幾次諷諫武則天，以至下獄。大好的青春，經歷了政治上的種種折磨已經消逝，頭上增添了星星白發。在獄中看到這高唱的秋蟬，還是兩鬢烏玄，兩兩對照，不禁自傷老大，同時更因此回想到自己少年時代，也何嘗不如秋蟬的高唱，而今一事無成，甚至入獄。就在這十個字中，詩人動作比興的方法，把這分凄惻的感情，委婉曲折地表達了出來。同時，白頭吟又是樂府曲名。相傳西漢時司馬相如對卓文君愛情不專后，卓文君作《白頭吟》以自傷。其詩云：“凄凄重凄凄，嫁娶不須啼，愿得一心人，白頭不相離。”（見《西京雜記》）這里，詩人巧妙地運用了這一典故，進一步比喻執政者辜負了詩人對國家一片忠有之忱。“白頭吟”三字于此起了雙關的作用，比原意更深入一層。十字之中，什么悲呀愁呀這一類明點的字眼一個不用，意在言外，充分顯示了詩的含蓄之美。

　　接下來五六兩句，純用“比”體。兩句中無一字不在說蟬，也無一字不在說自己。“露重”“風多”比喻環境的壓力，“飛難進”比喻政治上的不得意，“響易沉”比喻言論上的受壓制。蟬如此，詩人也如此，物我在這里打成一片，融混而不可分了。詠物詩寫到如此境界，才算是“寄托遙深”。

　　詩人在寫這首詩時，由于感情充沛，功力深至，故雖在將近結束之時，還是力有余勁。第七句再接再厲，仍用比體。秋蟬高居樹上，餐風飲露，沒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間煙火。這句詩人喻高潔的品性，不為時人所了解，相反地還被誣陷入獄，“無人信高潔”之語，也是對坐贓的辯白。然而正如戰國時楚屈原《離騷》中所說：“世混濁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”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沒有一個人來替詩人雪冤。“卿須憐我我憐卿”，意謂：只有蟬能為我而高唱，也只有我能為蟬而長吟。末句用問句的方式，蟬與詩人又渾然一體了。

　　好詩，不但要有詩眼，以放“靈光”，而且有時須作“龍吟”，以發“仙聲”。對照楊炯的《從軍行》與杜甫《蜀相》，兩詩若無“寧為百夫長，勝作一書生”，“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”這樣的“龍吟”句殿后，直抒胸臆，剖獻“詩心”，則全篇就木然無光了。此詩亦然，尾聯詩人憤情沖天，勃發“龍吟”，噴出蘊蓄許久的真情：“無人信高潔，誰為表予心”，遂脫去了前三聯罩裹詩句的“蟬身”，使人看到了作者潔純無瑕的報國誠心，這顆誠心恰如其《序》所說，乃“有目斯開、不以道昏而昧其視，有翼自薄，不以俗厚而易其真。吟喬樹之微風，韻姿天縱；飲高秋之墜露，清畏人知。”不以世俗更易秉性，寧飲墜露也要保持“韻姿”。正是這裂帛一問，才使《在獄詠蟬》成為唐詩的卓犖名篇，超然于初唐諸宮體艷詩之上。

　　這首詩作于患難之中，感情充沛，取譬明切，用典自然，語多雙關，于詠物中寄情寓興，由物到人，由人及物，達到了物我一體的境界，是詠物詩中的名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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